从摸着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

邓小平生前曾多次对外国朋友说：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
　　1926年，邓小平投笔从戎，跻身军旅，担任教官。红军时期，他领导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红八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立马太行；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负责对前线军队的战略指挥，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担任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为军队建设呕心沥血；“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临危受命，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大刀阔斧主持军队整顿。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与其显赫的军功相比，邓小平更是以其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被中国历史所铭记。
　　中国有句老话，叫“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虽已年过七旬，但仍然踌躇满志，竭尽全力要把中国这艘巨轮引入正确的航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开始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现代化建设千头万绪的开局工作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他的深入思考。这就是：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中国究竟该选择走一条怎样的现代化道路？在邓小平看来，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首要问题就是准确判断中国的具体国情，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的改革，正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开始的。庆幸的是，中国这条路子摸对了。

苏联改革失败，因为没有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苏联总统，同时还是最后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自1985年3月担任苏联最高领导人以后，他提出了“加速战略”以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等改革口号，逐渐引发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动荡。在其任内，苏联最终于1991年12月8日宣告解体。至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依然充满争议，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他是“民族罪人”，他自己对此声称感到委屈；西方则出于自身的喜好，于199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
　　2004年，在参加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后，戈尔巴乔夫用一句话总结了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苏联没有一个邓小平。在几位国际政要的回答中，作为亲历者的戈尔巴乔夫最为特别，其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邓小平独特而符合中国实情的改革道路。
　　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也确实不能否认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会对历史的走向产生关键性的影响。有些人推动了历史变革，有些人则阻碍了历史变革。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并未出现要求独立的声音。然而，他执政不到7年，苏联便走向解体，即便不能把所有责任归咎于他，其直接影响也不容忽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教训至今令人深思。1989年5月17日，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时，曾有记者就苏联的改革相继提问，戈氏答曰：“苏联首先解决的是迫切的经济问题。当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时发现，问题比我们预想的要深刻得多，不改革政治，就不可能解决经济问题，因此我们着手政治改革。”
　　超前于老百姓需求的改革，注定得不到人民支持，而极有可能成为政客们争权夺利的一种游戏。这是世界范围改革史屡见不鲜的案例。苏联和它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恰恰重蹈了这一覆辙，使改革失去了民众支持的基础，最后让苏联变成泥足巨人，顷刻间轰然倒下。
　　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在邓小平带领下，实施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路径。这种改革路径设计紧紧围绕民众的需求展开，比如先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让农村包产到户，每个农户都允许自挣口粮，其次解决工人的效率问题——推进企业改革，允许国营企业工人搞承包，企业经济效益好的可以将利润留给职工。
　　“摸着石头过河”本来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指的是在没有前人经验、没有现成的桥和船的情况下，要想过河就必须以身试水、摸索前进，民间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把“摸着石头过河”这句民间俗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领域，其含义就是指在实践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必须先经过试验、摸清规律、评估风险、稳步前进。
　　邓小平对“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完全认同。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既不可能在马列主义本本上找到现成答案，也没有任何现成的实践经验可以照搬照抄，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醒中国的高级干部：“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还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
　　他还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由此看来，邓小平的思路就是要让改革在稳妥有序的轨道上运行。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摸着石头过河”视为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法论，也成为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条心得。

要敢走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
　　世界上可能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尊崇老祖宗。连毕生研究毛泽东的美国历史学家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一书的末尾也感叹：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奋力冲破老祖宗的陈规陋俗，但到了晚年老祖宗的阴魂似乎不可避免地又缠绕到他和中国人民的身上。
　　如何对待老祖宗？中国人往常最经常的做法就是“两个凡是”——凡是老祖宗说的话都得照办，凡是老祖宗做的决策都得遵循。毛泽东逝世后，他的继承人华国锋对待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基本上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思路。
　　但邓小平就不一样，他对老祖宗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老祖宗的话要分析，对的就继承，不对的就放弃。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老祖宗”不同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还有一些“洋老祖宗”，这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这些外国来的“老祖宗”占据着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也需要认真地去研究和分析。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对待老祖宗的第一个态度。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这里说的“老祖宗”，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所创立的主义和思想。邓小平认为，这些都是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丢了这些“老祖宗”，就丢了思想的根本，必将引起人们思想的大混乱。
　　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过程中，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稳定的政治方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人们仍然必须承认邓小平没有丢弃老祖宗留下的正确理论，是一种远见卓识。
　　但是，邓小平非常清楚：“老祖宗”并没有为中国如何改革提供方案，换句话说，中国往何处去？从“老祖宗”的书本里找不到答案。所以，邓小平鼓励他的同事们：要敢于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要解放思想。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进行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是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方面尊敬老祖宗，不丢老祖宗，另一方面又提倡讲新话，走出一条老祖宗没有走过的路子。邓小平讲的新话很多，概而言之，有三点让世界人民印象深刻。
　　第一，邓小平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说出了老祖宗从来没有说过的新话。这一大胆突破和后来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活跃并丰富起来，也迅速发展起来。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果断决策，为中国赢得了时间和战略主动。这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问题上最重大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第二，过去对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直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搞了人民公社，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对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要求搬到了初级阶段。而这一点，又与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有关。邓小平把中国拉回到现实中，他强调中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我们思考一切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建立了这样的认识，就为我们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第三，过去的社会主义世界曾经固守僵化的经济和政治管理体制，简称苏联体制，人们很容易把这种体制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的社会，从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对改革的作用和意义作这样高的评价，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同时强调，在今天的国际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外开放，从而打破国际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改变过去那种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使中国能够敏锐地了解到世界上的各种信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形成从未有过的开放局面。这在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过的。

总设计师：基本路线要管100年
　　傅高义（Ezra Vogel），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长期研究日本与中国，曾写下畅销书《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启示》（1979）。2013年，傅高义历时10年写成的《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出版发行。2014年，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前夕，傅高义在接受中国《环球时报》专访时称，在“四人帮”被逮捕后，无论谁成为中国领导人，都会走上改革之路，但没有任何其他领导人能像邓小平那样使得中国的改革和开放如此成功。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傅高义教授则给邓小平冠了一个美国人更熟悉的头衔——总经理。傅高义说，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因此，傅高义教授更愿意称邓小平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
　　傅高义评价说：“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人依然穷困对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傅高义最后说：“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的全球化的过程中，比印度、俄国和巴西这些大国的领导人更有魄力。这个过程在邓小平时代之后仍在继续，但是基本的突破在邓小平退休时已经完成。”
　　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小平在北京登上了去往中国南方的专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巡视谈话。他的这次旅行历时一个多月，谈话是断续进行的，谈话要点后来被收集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这篇名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的文章被简称为“南方谈话”，作为邓小平官方著作的压卷之作，被排在最后一篇。所以，这篇“南方谈话”也被视为邓小平为他的政治继承人立下的“政治嘱托”。邓小平的政治嘱托最重要的内容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就是通篇既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性、曲折性保持清醒，又对这条道路的最后胜利充满自信；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国家遭遇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而且强调社会主义经过曲折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规律。邓小平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南方谈话”发表已过去20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但邓小平的政治继承人一直坚定不移地坚持着这条“基本路线”。20多年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面对新的改革实践，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创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基础上，又探索和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相继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设计图，将中国带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